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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成都出发，开了4个小时，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的巡回审判庭要“开进”平武县。开庭前，陈小容做了一件事：带着被告人吴某重走作案现场。那是一条根本没有路的路。沿着野生动物踩出的小径，走了一个多小时。两株太白深灰槭的树桩赫然出现在密林深处。直径半米的树桩上长满青苔，新芽从树缝里钻出来——它们被拦腰锯断，已经两年了。吴某站在树桩前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成铁二院副院长余琦主审此案。周某被判2年2个月；吴某因自首、认罪认罚，被判处拘役4个月、缓刑6个月，并处罚金3000元。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，二人需连带承担8000余元，用于购买经核证的林业碳汇，替代修复受损生态。回程路上翻开笔记本，陈小容写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惩罚不是目的。让他们亲手把自己破坏的‘碳’买回来，这笔账才算真正算清。”
更难的是证据固定和生态修复评估。余琦带着团队徒步两小时进入案发溪流，和保护区专家一起蹲在溪边，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看，评估栖息地破坏程度。“那一刻你才真正理解，卷宗上那个数字，意味着什么。”这篇笔记里最着重记下的，不是庭上那些事。是庭开完之后。庭审是在案发地的一个大院进行的。旁听席是老乡们自己搬来的条凳。院里挤满了人，有被告人，有家属，还有十里八乡赶来的村民。判完了，法官们没走。他们把当事人和旁听群众召集起来bet9登录，围坐在院子里。余琦在笔记里写道：“有些村民的眼神里满是不解。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”
“掰开揉碎，慢慢讲。”余琦在笔记里写，“从下午一直聊到天擦黑。”那年的8月，他们又去了一次松潘，联合当地法院和司法局，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巡河护溪。那一次，松潘县法院和他们联合发出了生态司法保护令，明确八项禁止性条款，还编了汉藏双语普法手册。成铁二院和松潘县司法局强化联动，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在缓刑考验期开展志愿服务，创新推进“恢复性司法+社会化治理”。
照片里5人在帐篷前举杯，在日出下大笑。这张本应记录友情的照片，现在成了对簿公堂的证据。她带着这张照片开启了庭前调解。一遍遍讲情理和法理，让原告家属明白，法律上这4名同行者不构成主要责任；也让4名被告明白，法律上无责不等于良心上无责。调解那天，照片就放在桌上。最终，4人自愿补偿家属，后主动加入户外安全义务宣传队。
案发地就在青川县白龙湖水域。庭审从上午9点持续到晚上。峥嵘在庭上花了不少时间释法说理——不是念法条，而是讲这片湖的历史。白龙湖是怎么形成的，库区移民当年为什么来到这里，这些年湖里的鱼越来越少意味着什么。他把这些掰开揉碎了讲，像是在拉一场很长的家常。旁听席上渐渐安静下来。那些原本带着抵触情绪的眼神，开始有了变化。休庭间隙，峥嵘靠在走廊的墙上，对书记员刘澳霜说了那天庭审之外的第一句话，“这些人都是修水库时候的移民，在这片湖上讨了几十年生活。要让他们真正认罪，光靠判刑不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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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，“全国骑手接近2000万、行业只需要400万、1600万人过剩”的说法引发热议。这个判断之所以传播迅速，是因为它击中了公众对就业压力、行业竞争和灵活就业前景的复杂情绪。相关报道的核心逻辑是，全国即时配送骑手接近2000万人，而日均约1.1亿订单只需要约400万熟练骑手承接，因此推导出“超过1600万人冗余”的结论。
“2000万骑手”这一数字最核心的问题bet9登录，是它没有说明到底是累计注册、年度有单、月活、日活，还是高频全职骑手。不同口径之间差别巨大。以美团披露的数据为例bet9登录，2023年约745万名骑手在美团平台获得接单收入，但其中全年接单260天以上的高频骑手只占11%即不到80万人，约48%的有接单收入骑手全年接单不足30天。淘宝闪购去年夏天旺季的最新数据，日活骑手为200多万人，对应一半的市场份额。也就是说，很多所谓“骑手”只是临时跑过、短期过渡、偶尔兼职的人，而不是稳定在线的配送运力。
午高峰和晚高峰集中了大量订单，其他时段则相对稀疏。骑手不能在下午三点多跑出十单，拿去抵消中午十二点的高峰需求。订单也不是均匀分布在全国每一条街道上，而是集中在商圈、写字楼、社区、学校、医院、交通枢纽等特定场景。再加上极端天气、节假日、商家出餐延迟、社区进门、楼宇等待等不确定因素，平台必须维持一定的冗余运力储备。
还要看到，外卖行业存在明显淡旺季差异。一般而言，夏季高温、冬季寒冷、雨雪极端天气更容易推高外卖需求bet9登录，而春季以及部分初夏时段，往往是相对淡季或淡旺季切换期。界面新闻对骑手市场的报道就提到，春季是外卖淡季，新骑手常在春季熟悉路线，夏季旺季再成为配送主力。因此，5月底至6月上旬，部分城市骑手可能感到单少、人多，并不必然说明全年、全国、全平台都存在同等程度的运力过剩。它可能是季节性需求、平台补贴节奏放缓、局部城市劳动力流入和新骑手集中入行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与此同时，市场需求本身也不是静态的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同城即时物流分会发布的《2026中国即时物流行业发展报告》显示，2025年全国即时配送订单量首次超过600亿单，即时零售订单量增长25%，市场规模逼近万亿元。人民日报此前也报道，2023年我国即时配送订单量达到420亿单，2024年订单规模预计超过480亿单。这些数据说明，不能只用某个时点的低位订单快照判断长期运力需求。
外卖平台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扮演着双重角色。一方面，它确实是就业“蓄水池”。新华社调研提到，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全国已有8400万人，外卖骑手已成为许多人弹性就业的优先选项。对很多劳动者来说，外卖不是抽象的“低端岗位”，而是现实可得的现金流、城市立足点和过渡性选择。入职快、工资日结、进退自由，使它在制造业、建筑业、传统服务业吸纳能力不足时，承担了一部分就业缓冲功能。
但另一方面，平台也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无条件、无成本的社会安全网。平台吸纳就业的能力，建立在智能调度、按单结算、低进入门槛和高流动性之上。这种机制在需求扩张期可以快速创造收入机会，在需求放缓、淡季来临或补贴节奏调整时，也可能让骑手更直接地感受到市场波动，出现等单时间变长，收入不确定性上升，在线时间需要更精细安排，还有交通安全和身体负荷等问题。
笔者团队的调研还指出，骑手职业并非公众想象中的“谁都能干”。报告显示，骑手最核心的能力包括认路、合理规划配送路线和时间、保持良好配送记录；多位骑手也表示，“送单最难的是脑力活，不是体力活”。换言之，骑手工作看似低门槛进入，但要稳定、高效、有收入地跑下去，仍需要经验积累、路线判断、时间管理和规则理解。
从理论上看，外卖平台的特殊性在于，它把高度分散的劳动者组织进一个实时调度系统。平台通过算法把订单、路线、时间、价格和评价连接起来。消费者追求更快、更便宜；平台追求规模、效率和履约稳定；商家希望成本可控；骑手希望收入稳定、风险可控、规则透明。四方目标并不天然一致。当平台竞争激烈时，补贴可以短期掩盖矛盾；一旦补贴退潮，成本与收益最终会在平台、商家、消费者和骑手之间重新分配。
笔者在关于算法治理的文章中也强调，算法是价值创造的核心支撑，也是各方博弈的结果；在外卖配送场景中，配送时长预估和智能调度既影响消费者预期，也影响骑手接单决策与权益保障。这意味着，行业治理不能停留在“到底多少骑手才够”的数量争论，而要进入算法可解释、权益保障、异常场景处理、劳动安全和收入稳定性的制度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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